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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秀娅这么对薛纪跃说,他们不仅当着薛纪跃、当着潘秀娅本人

“好好的,你怎么又给‘掐’了?”薛大娘实在忍不住,责备薛纪跃,“你留神别把录音机鼓捣哑了!”“妈,坏不了!”薛纪跃没心思向母亲解释。他坐在崭新的电镀架折椅上,神经质地摆弄着录音机。录音机是新的,录音带也是新的。这盘新带子是朱逢博的独唱曲,带电子琴的小乐队伴奏。薛纪跃自己也说不清,他为什么此刻不能耐心地把每一首歌听完。他已经好几次中途把停止键按下,又按快进键让带子转到下首歌,可是当那首歌从某一音符突然响起时,他又不能容忍开头的不完整,于是便又按停止键,又进行短暂的快退,往往退又退得多了,使他更加烦躁……朱逢博被他折腾得总那么颠三倒四地忽而尖啸而出,忽而戛然而止,难怪本打算在这一天里容忍薛纪跃一切的薛大娘,也禁不住当面抱怨起来。终于,薛纪跃似乎把兴趣稳定在一首充满了气声和颤音的歌曲上。薛大娘怜惜地望了他一眼,吁出一口气,继续忙她的一摊子事去了。薛纪跃呆呆地坐在那里,心里很乱。此刻他没有逻辑清晰的理智思维,他的头脑里淤塞着一大堆互相纠结、冲撞的散乱思绪。他知道那终于不可避免的局面即将来临,那似乎是他盼望已久的,可也确凿是他忧惧以待的…………没有电脑选曲的功能,就是差劲!虽说是四喇叭的,但牌子不硬;牌子硬的如今并不难买,自己工作的那个商场交电组就有,可实在太贵!交电组的许师傅劝过自己,“干吗要四喇叭?买个俩喇叭的‘三洋’,听着比你要的这个不差,既经听,又省钱……”自己确实动摇了,可潘秀娅坚定不移:“就得四喇叭!”薛纪跃朝屋子四面望望,他感到潘秀娅的这种“四喇叭精神”无处不在。不过,潘秀娅——这位一会儿便要坐着出租小轿车来的新娘子,绝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、贪心不足的人。她从她那个家庭里摔打出来,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。她爹她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,仨小子仨闺女,她是老五,底下还有一个待业的弟弟。她爹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,她妈一年有三季推着小木车到十字路口卖冰棍。论经济情况,她家比薛家穷得更多、更透,从来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儿使。就拿吃菜来说,黄瓜从来是单等到拉秧以后一毛钱一大堆了,才舍得买来吃,那些又短又弯、肚子又胖粒儿又大的黄瓜,她家吃了该有多少?拌着吃、熬着吃、擦成丝儿拌馅吃……所以,她倒不是那种手里有了钱就当水泼的人。她自打到照相馆当营业员以后,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。她们那个照相馆有时候包揽外出照团体照的生意,她给摄影师傅打下手,去过大机关,见过大场面。去得早了,有时候人家客气,还拉到茶话会乃至宴席上入座,见着过好多的名人、阔主儿,那号场面上再贵重的东西也不足为奇……可她知道,自己够不着人家那个生活标准,痴心妄想没有用,白坑害了自己。她就是这么个不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,并且量着天和地的尺寸办事情的人。看吧,现在这间新房里的东西,除了人家赠送的,全是依着她那满打满量的尺寸置备的。她自己拿出二百块钱来,父母再给她三百,哥哥姐姐们包下了全部床上用品和锅碗瓢盆,不再拿钱;薛纪跃没有私房,挣工资以后钱都交给他妈,用的时候再问他妈要,但他爹妈有一个专为他立的存折,拿出来办事的时候是七百八十几元,刨去留着摆席、散糖的三百元,置家当的钱不到五百元;这统共一千来元置家费到了潘秀娅手里,她使用起来就好比吹一只彩色的气球,她要把那气球吹胀到最大的限度,但又决不让它爆掉。她所购置的东西说出去都得是最中听的,而且要尽量实惠。双人床一定要弹簧软垫、两边上人的那种,即便够不上正经八百的“席梦思”,总也不能要她哥哥姐姐家里还在耐心使用的那号光板床;大立柜一定要三开的;沙发一定得葛丝沙发布“全包”的(真皮的不敢问津,但人造革的决不能要);写字台一定得“两头沉”;五斗橱一定得是带靠背镜的;折叠桌一定得是能方变圆、圆变方的(但不必买电镀架的,因为搭上塑料桌布以后,谁去看那支架?烤漆的就行);折叠椅却一定得是带电镀架的;酒柜一定得是一头高一头矮、双拉门上不是粘着拉手而是电磨凹槽的……就是脸盆架,也一定得是带高挑毛巾架和双皂筐的。这就难怪她同薛纪跃去买录音机时,宁愿牌子软一点,也非得要四喇叭的不可了。薛纪跃也曾同她争论过:“我宁愿要俩喇叭的名牌货,也不要四喇叭的杂巴凑!”她呢,针锋相对地掀着嘴唇说:“我宁要小羊头,不要大牛尾!”好嘛!眼下这屋里倒是塞满了“小羊头”——大面上听去全是擦着天的高档货,其实,双人床是薛纪跃跟她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家具店,把腿都跑细了一半,才终于在永定门附近买下的,好处就是那里卖的是处理品,褥面上有点污损,比别处便宜十块钱。“床单一铺就看不见了不是?”潘秀娅这么对薛纪跃说,倒好像她中了什么彩似的。三开大立柜和全包沙发是在天坛墙根那儿的农贸市场,打一位满嘴黄板牙的农民手里买下的。其他不是托人情买的并无疵点的所谓“次品”,便是挑了又挑、比了又比、犹豫来又犹豫去、最后仅仅为了便宜个块儿八毛的,才大老远买下,又麻烦薛纪徽他们给运回来的……薛师傅和薛大娘对潘秀娅的这份精打细算倒是看在眼里、喜在心里。岂止是喜在心里,他们不仅当着薛纪跃、当着潘秀娅本人,而且当着薛纪徽和孟昭英两口子,夸赞了不止一次。有回薛大娘夸过了头,显出有点横着比的意思,还惹得孟昭英圆方脸变成了长方脸。又岂止是拿话夸呢?他们还舍得拿出三百来块钱,单给潘秀娅买了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!这事直到此刻还瞒着薛纪徽两口子……当然,买表这事的来龙去脉薛纪跃一个人最清楚。就潘秀娅那一头来说,你也很难说她如同农村姑娘那样公开地要了彩礼。同许许多多搞对象的人一样,在双方基本相中了对方以后,他们便双双在公园遛弯儿,一遛二遛,渐渐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比走在一起的时候多了,又渐渐地不光是说话,而进入到身体接触的阶段——那最最初级的阶段,便是互相抓着手腕子看对方的手表,当然不是看几点几分,而是边看边问:什么牌的?值多少钱?谁给买的?走得准不准?……潘秀娅很快便掌握了关于薛纪跃那块表的信息:港装石英电子表,头两年又稀罕又时髦,大概是小一百块买下的,现在一点没旧,却顶多只值四五十块了;是他上班头一天,薛师傅亲自带他到商场钟表部,郑重其事地给他买的;可见他都那么大了,父母还把他当心肝宝贝儿;这也难怪,他们家统共才俩儿子嘛,他又是小的,守在身边的时间最多……潘秀娅手腕上的那块呢?薛纪跃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,潘秀娅诈唬地说:“我这可是瑞士雷达表!”他认不出那表盘上的拉丁字母是什么意思,他不懂汉语拼音,当然更不懂外文,所以他就当真了。他哼出电视上播放雷达表广告时的那种曲调,末了说:“嗬,你可真够帅的,雷达表!”潘秀娅把手腕子从他手中猛地抽出,心里一阵酸楚、一阵悸动,她告诉他:“什么雷达!外地杂牌货!二嫂走后门买来的,说是内部试销的新产品,六十块钱。她刚给我的时候我还美滋滋的,对她千恩万谢,给了她六张十块的新票子,谁知道不到仨月这表就自由散漫得不行,快起来一天能快上半拉钟头,慢起来一天能慢十多分钟。我拿去修理,人家说你这号表不管修,杂牌货,有的零件精密度不过关。你说可气不可气!更可气的还在后头呢。我听人家说,这表后门‘试销’的时候,一块才卖五十块钱,敢情我那二嫂还赚了我十块钱!我跟她吵了一架,打那以后只要我在家,她就不敢来……你瞧我的命多苦,我爹我妈才不管给买表哩,我要想戴好表,就得自个儿拼着命去挣!就是真跟你‘那个’了,你能给我买块好表?……”这时候薛纪跃就挺起了胸脯:“给你买!买块雷达的!”潘秀娅竟闻声扑到了他怀里,倒把他吓了一跳。可潘秀娅随即也就抽回了身子,冷静地问:“你有那么多钱吗?”薛纪跃红着脸说:“反正想买就能有。”于是他们下一次会面的主要活动内容,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达表经销修理部……后来,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,薛纪跃便告诉她:“我爹我妈要给你买一块瑞士雷达小金表,可得在咱们结婚那天才能给你戴——为的是求个吉利。这是他们老人的讲究,咱们就随了他们吧。不过,你事前可别跟他们问起这件事,一来显得你不好,二来要让昭英嫂子知道了,非添乱不成……”从那天起,一只闪闪发光的瑞士小金表,便不断在潘秀娅的想像中和梦境中出现。从薛师傅薛大娘这头来说,他们原本并无给新媳妇买金表当见面礼的宏愿,可经不住薛纪跃一次又一次的动员。当他们同意给新媳妇买表,但只打算买一百多块钱的国产表时,薛纪跃便暗示他们,这有可能让他跟潘秀娅的关系拉吹:“不是人家贪财,是我们丢份儿!”最后,老两口细细地合计一番,觉得从长远看,给小儿媳妇买块金表也值当。他们拿出薛纪跃名下的那个活期存折以后,手头没有什么活动钱了,只有一个每月存入十元、为期五年的“零存整取”折子。这折子不早不晚,恰在昨天终于到期。老两口结伴去储蓄所取出了那笔款子,去的时候心境倒还平静,往家返的时候薛大娘不禁百感交集。她说心口发紧,身子发沉,薛师傅只好挽着她,小步小步挪回家中。其实她生理上并无病变,而是心理上失去了平衡。她觉得自己的手腕子那里突然格外地空虚。当年她临上轿子的时候,才戴上了一对银镯子,可那是对什么的镯子啊,说是银的,其实起码掺了三成锡!后来徽子和跃子他们那死去的大姐得了急病,把那对镯子褪下来送进当铺,连付药钱都换不来!解放后好多年了,直到小徽子上中学的时候,老薛换了块上海牌全钢表,才把解放初置的一块苏联半钢表给了她,她的手腕子才算跟手表这玩意结了缘。那表越走越慢,后来干脆死活不走了,修理去不值当,扔了又觉着可惜,她便搁在了大衣柜的小抽屉里,和一些掉了珠花的铜簪子、已经一半发黑的银耳挖勺什么的为伍……她以往是怎么熬过来的啊,如今的新媳妇可真大不一样了,进了婆家门就有块三百来块钱的小金表等着她!她戴上那表,能孝顺公婆吗?能善待小跃子吗?认出几点几分不难,称出人心好歹不易啊!……尽管回到家里以后,薛大娘心里头还不是滋味,但她脸上、嘴上却没含糊——她庄重地数出了足够的一沓十元钞票,嘎嘣脆地交到了薛纪跃手中,催薛纪跃快去快回。薛纪跃立即骑车去王府井,买回了一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。此刻,薛大娘暂且忘记了小金表的事,她且到屋外苫棚里张罗饭菜,并让薛师傅赶紧到马凯餐厅去取事先订好的啤酒。薛纪跃却在一种不能自已的心绪中,忽然离开了录音机,走到了那带靠背镜的五斗橱边,近乎本能地拉开了右边第二个抽斗。那抽斗里露出两样东西:一个织锦面的大照相册——是同院荀磊送来的礼物;还有,便是配好镀金绞丝表带的那块雷达牌镀金小坤表。这块表的外形是潘秀娅亲自相中的那一种——想当日他俩在王府井那家表店里,埋头在那些钢化玻璃罩前,从罩下亮闪闪的样品中挑选、评比了好久,直到薛纪跃的兴致已经消耗得点滴不剩了,潘秀娅才终于宣布:“我要戴上这一块!”现在那一块便放在了这个抽斗中。荀磊送来的那照相册原本有一个硬纸壳的封套,但薛纪跃故意把照相册从封套中取了出来,把这块金表搁在了亮蓝底子带银亭子、红牡丹、绿芭蕉、紫山石图案的织锦封面上,衬托得金表更加豪华光艳。薛纪跃在观看那只小金表时,眼睛不觉瞥到了搁在抽斗后部的一本小册子——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“青年修养通讯”之一《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》,那是商场团委书记杨及光送给他的。他和潘秀娅置办的家具里没有书架,实际上他们也简直没有什么书值得有个书架来存放,所以这本小册子便在这只抽斗里栖了身——这并非有意的安排,只不过是薛纪跃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所形成的结果。薛纪跃想把那本书取出来另放一个地方,可终于又懒得那样做。他关上了抽屉,灿烂的金表和红色的书名在他的视觉储留中重叠在了一起,弄得他心绪更其不安。一扬头,薛纪跃从五斗橱上的靠背镜中看到了自己。他对自己的面容吃了一惊。难道这个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吗?在新郎的背后显现出一张罩着粉红色床罩的双人床,难道……那神秘莫测的时刻,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吗?那本《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》薛纪跃翻过一遍,他希图在某一页上能看到一段文字,恰好回答着他心底的疑虑,然而……没有;不但这本书上没有,他翻过好多本书,都没有;他也曾试图去请教那些有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,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,便是他自己话到了唇边又吐不出来……薛纪跃这一茬人,顶着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儿,实际上连小学也没有上完;他们刚上到小学三年级便遇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在小学里混到1970年,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,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乡了。原来薛纪跃是分配去插队,薛师傅费了好大劲,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,图的是兵团管得严,免得薛纪跃学坏。薛纪跃所去的那个连队,确实管得严。薛纪跃被分配在大食堂干活,现在回忆起来,那好几年的日子怎么就像一整天似的——漫长而单调的一天。后来有一个跟他一个团但不在一个连队的战友,跟薛纪跃同届的,近两年成了一个挺走红的诗人。薛纪跃偶然看到了他在杂志上登出的组诗,不禁惊讶这位战友怎么能从那段生活中发现那么多的诗情画意,而且组诗的最后一首叫做《我要归去》,以激昂的感情倾诉着对曾是兵团的那块土地的思念,并表示要立即回到那里去——“让我的灵魂成为你的音符,溶化于新时代的豪迈旋律!”那当然完全是一种真诚的精神升华,不过,写出这种诗句的诗人也当然绝没有真的把户口转回去——薛纪跃在商场遇见了他,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,正打算买一架星海牌中型钢琴。薛纪跃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。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,因而用不着去同他相比。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,有后来考上研究生的,有成了著名演员的,有写出整本书来的……但薛纪跃知道,那些战友的父母几乎都是知识分子,有党内的知识分子(还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),有党外的知识分子,学校停课了,人家家里没有停课;薛纪跃这号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着薛师傅、薛大娘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,而那些兵团战友带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、整捆的书。当年在兵团搞宣传、写材料、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,其中有一些是他们;前几年在报上、刊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、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;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,又有一些是他们……他们有着一种精神上的优势,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,他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。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。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纪跃这类的青年,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,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。几年单调、枯燥的兵团生活中,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纪跃留下的印象最深。一件,是在伙房里收拾鲜鱼时,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刺激。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,水泡子里有一种鱼,能长到一尺来长,有点像胖头鱼,可没那么肥实。当地的农民都不吃那种鱼,据说他们有一种迷信心理,认为吃了那鱼不吉利。连队后来实在没有荤菜吃,连长就发动兵团战士们破除迷信,撒网打那鱼吃。网上的鱼送到了伙房,薛纪跃负责收拾那鱼,剖开第一条以后,他看见那鱼从嘴巴到肠子根里,寄生着一种白乎乎的绦虫,让他禁不住一阵恶心;他以为那不过是碰巧了,谁知剖开第二条、第三条……每一条鱼肚子里全寄生着那样的绦虫;他拒绝再剖下去,并建议不要给大家吃那些鱼,谁知连长却满不在乎地说:“怕什么?鱼肠扔了就是,鱼肉照样吃!”薛纪跃回到北京以后,直到现在还怕吃鱼肉,他一见到鱼,就不免立即联想到那些绦虫,有时他在噩梦里,还会被蠕动的绦虫吓得叫喊起来。另一件,是连队里的一对老兵团战士结婚。连长主持了他们的婚礼,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顿,喝了整整一打白酒。第二天一早,那新娘子找到连长告状,告她的爱人,什么罪名呢?她气愤地对连长说:“连长!他……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!”连长先是愣住,随后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来……这事半小时内便传遍了连队,薛纪跃也随着大伙哄笑了一阵,但笑完了他心里也怦怦乱跳。说实在的,对这男女之间的事情,他的无知程度与那位新娘子其实相差无几……在许多年里,我们对青年人实际上是进行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,“文化大革命”当中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了巅峰状态,社会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…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学科固然早经取消,到后来连对青年人进行必要的生理知识传授也没有了,这就导致了三种结果:一种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为性放纵而堕落;另一种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诚的性封闭、性冷感的无知、畸形青年,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“耍流氓”的兵团新娘,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;第三种是绝大多数,他们只好靠着本能、靠着揣测、靠着长辈及过来人的暗示,从混混沌沌逐渐朝明白处摸索。当然,许许多多的人最后都无师自通,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,不过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,形成心理障碍,又找不到办法排除,于是便会陷于深深的苦闷与惶惑。此刻的薛纪跃,恰属于第三种人中的后一类。……那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兵团已经土崩瓦解,薛纪跃也已办妥了回城手续,在一个风雪之夜,纯粹是出于女性方面的主动,薛纪跃陷入了那种事里,但他没有成功。这次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……那件事,当然纯属他和她个人生活中最最隐秘的部分。至今他不怨她,相信她也不会怨他。当然他愿今生今世再不与她相逢,相信她也抱着同样的愿望。他将永不说出她来,她也将永不说出他去。然而这件事却给薛纪跃带来了永无休止的自疑、自卑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反馈——强作自信与强摆男子汉气派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爱情恢复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言论中的正常位置,《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》这类小册子应运而生,大受欢迎,也解决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问题;然而对薛纪跃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紧迫性,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认识,或者感觉到了,而又迫于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不能有所行动——据说,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还要到喇嘛庙里看“合喜”金刚,以接受这方面的启蒙教育,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薛纪跃这样的社会成员,提供方便而可靠的咨询方式呢?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橱边的新郎薛纪跃,只觉得心里头往外涌着一种异样的滋味,那似乎本是这个日子里所不该有的……他抬眼望着挂在五斗橱上方墙壁的16英寸着色结婚照,那是在潘秀娅他们照相馆,动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,经过反复布置、摆弄才拍成的。披白纱着长裙、怀抱花束的潘秀娅,满脸洋溢着真正的幸福感,而西服革履、油头粉面的自己呢?现在望去,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劲头却透着虚伪……其实他才25岁,何必那么着急?潘秀娅也25岁,她那个25可比不了自己的25,她着急,她抓住了“牌子不硬,可好赖是四喇叭”的货色就不撒手;自己多半是在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下才顺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:要向各方面,向自己,证明薛纪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……“嘿,哥儿们,发哪门子呆哪!”忽然响起一个粗鲁的声音,薛纪跃转回身去,他看见一个粗短的身躯,一张粗俗的面孔,不禁一惊。来的那个人是卢宝桑。